西周时期分封诸侯的制度。西周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是在周公当政和成康时期进行的。所封诸侯都在王畿以外，各建邦国。受封者共分三类：一为周王的同姓 (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诸侯隶属于天子，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也实行分封制。封国内的层层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最重要的封国有：卫、齐、鲁、宋、燕、晋等。周初分封在于用众多的诸侯国以藩屏周，监视被征服的各地民众，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秦朝的中央官制。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之下有九卿，他们的名称和职掌是：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宗正，掌管皇帝宗族事务。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不得世袭。
汉武帝推行的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政策。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实行算缗（mín）政策，令商人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两千钱，纳税一算（120钱），即征收百分 之六的财产税。匿名不报，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制戍边一年，没收全部财产。算缗政策打击了商人势力，增加了政府收入。
“告缗”是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打击商人的经济政幕。其中“算缗”开始推行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内容是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资产。如果商人瞒报或者是虚报自己的财产，那么不仅要没收所有财产还要罚戍边一年。“告缗”在“算缗”实行的五年后开始推行，即汉武帝元鼎四年。内容是鼓励百姓相互告发身边没有按照“算缗”制度缴纳税钱、隐瞒财产的人，并依规定将没收财产一半奖励告发者。自此绝大多数的商人宣告破产，政府则收获了大量的财产、奴婢和私田。
唐后期主要税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破坏，居民大量流移死亡，户籍紊乱，租庸调无法征收。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主持改变旧税制度，废除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实施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主要内容为：①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②不分主、客，一律按当时居住地为准，加纳赋税。③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④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收，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⑤量出制入，全国无统一税率。自此，国家对百姓的征敛重点由税丁转向税产，这一变化影响国家的诸多经济政策，包括对土地兼并开始采取放任态度，重新丈量土地而轻视核查户口等等，这些做法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税收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有非消极作用。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中叶的赋税制度基础。
清朝自雍正开始设置的中枢决策机构。为了当时用兵西北的军事需要，以达到办事密速的效果，一开始任是临时性机构，称军机房，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初设时仅为军事方面，后来发展成总揽军政大权的中枢决策机构，实权远超于内阁。它的设置彻底清除了宰相制度的残余和影响。军机处无下属机构，所以权力虽大，但并不同于宰相。军机大臣无定员，一般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充任。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
清政府为筹集太平军所需军饷而征收的特殊商业税。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諴（xián）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此税，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税。厘金分为两种，一是对行商抽征货物通过税，称活厘，一是对坐贾征收交易税，称板厘；税率皆为值百抽一。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此税。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事件。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各遵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放弃领有辽东半岛。继而日本提出“变相占领”对策，于4月30日向俄国提出占领旅顺、大连，要求补偿金，暂行占据辽东半岛等要求。5月3日俄国回复日本，表示“仍维持最初之劝告”毫不让步。德、法亦随声附和。最后，日本政府决定对俄、法、德三国虽全然让步，但提出中国须交“补偿金”。10月19日三国与日本商定中国补偿“赎辽”费3000万两；中国付清该款项之日起3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此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乘机敲诈清政府，索取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扩大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而起。
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适应以思想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人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领导者。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必然地转向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攻击，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是提倡新文学的一场文学革命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作为现代文学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
1931年中国在瑞金建立的政权，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在该政权运作期间，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因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于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1937年9月22日宣布取消。
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不兑现纸币。为遏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主持币制改革的是财政部长王云五。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不再使用法币，改用金圆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国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整理财 政并加强管制经济。金圆券的发行以政治手段调控金融，带来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门阀世族是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封建特权集团，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东晋末至南朝逐渐衰落。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
魏晋时期是士族门阀的形成时期。魏晋时期的士族由东汉豪族地主发展而来，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首先，门阀的地位在政治法律上得以确立。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官吏的选拔被士族把持;三国吴国的领兵复客制也赋予了士族典领私兵、荫占民户的权力，朱、张、顾、陆等大姓，把持着孙吴政权;西晋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在占田制中赋予士族占田荫客的权力。其次，门阀世族还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等级界限十分明显，“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门阀以外的庶族地主，政治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任低级小官，被排挤在世族上层社会之外。
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制等，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清廷下诏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一律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为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为小学堂，各地设蒙养学堂。1902 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该年为农历壬寅年，因此称为“壬（rén）寅（yín）学制”，但并未付诸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张之洞和张百熙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堂类型比较齐全、体制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提倡、奖励出洋留学。1902年12月，清政府批准外务部制定的留学生章程，规定凡学成归国者，分别奖以翰林、进士、举人出身并按等录用。此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二）影响。清末新政的启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着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资产阶级立宪思想迅速兴起，立宪运动逐步开展，逐步推动清末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
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此开始的封建大一统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制度，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使统一思想深入人心。秦的统一结束了“近古之无王者久矣”的局面，开创了封建大一统的时代，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由地区性统一迈入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地位。
2、开创中央集权制度。皇帝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沿用，中央、地方官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继承与改造，秦律影响了后世封建律令的制定，国家依户籍征收赋税与征发徭役成为封建时代的根本制度。统一文字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3、秦朝因而亡的教训，为汉初统治者所吸取，促成了西汉初年兴盛局面的出现，也被后世引以为鉴。
4、秦朝疆域辽阔，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声威远播，对古代世界影响巨大。《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以外的例子是，秦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他同源名称的原型。”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古古代史上跨越几个朝代、持续数百年的重要历史现象。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中心。但自魏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再加上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江南，以及江南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有这些都促使南方经济呈现出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势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东汉末年起，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最终完成。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初步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隋唐时期，南方经济快速地发展，南北几无差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完全超过了北方，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大体来说其过程为：
（1）东汉末至三国时吴国对江南的开发。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牛耕之法、水利灌溉事业都推广到江南地区。汉末中原大乱，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不仅为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的技术，这为吴国对江南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从全国总的经济发展看，这一时期江南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开发仅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吴立国之后，在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屯田，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大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黄河流域战火连绵，北方人民举族南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峰。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人民共同致力于江南的发展。农业方面，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农作物种类的增多以及种植方法的改进，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冶铸、造船、制瓷和造纸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业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建康、成都等都有非常繁荣的商业，还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市场。长江中下游经济快速地发展，福建地区也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开发。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的快速地发展。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而南迁，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茶叶生产都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出现了扬州、益州等商业城市。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
（4）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南方各政权较为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的吴和南唐以及吴越，经济发展更为显著。五代南方都重视发展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各有新的发展，南方的商业也相当活跃。总之，全国的经济重心，经过五代，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5）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靖康之变后，中原战乱再起，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峰。“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南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了第三次飞跃。农业方面，水利建设、生产技术、种植方法、粮食产量等都迅速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逐步发展，造船业、制瓷业等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商业极其繁荣，如江浙一带已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商业中心。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
（二）影响：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同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手工工场的出现。以丝织业为例，“机户”开设 “机房”，雇用“机工”劳动，机户就是早期资本家，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机户出资， 机工出力”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产生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
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竞相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 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也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许多人纷纷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 。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国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春天”，这是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革命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抗战爆发后，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掠夺，历尽艰险迁往内地，并尽快恢复生产，对大后方经济发展，对支持抗战，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沦陷区，来不及内迁的厂矿，或被日本灭毁，或被日军以“委托经营”、“军管理”、“租赁” 等形式吞并。
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凋谢萎缩，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攫取了大量在华政治、经济等特权。之后，美国大量对华进行商品输出，排挤了国货。有人称这一条约为“新二十一条”。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工业。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持续不断的增加，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民族工业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1.企业的产生: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道路独特，它不是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而是在列强入侵,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因此，它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慢慢成长起来的。
2.产业结构:绝大多数都是轻工业(如纺织业、面粉业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本身取不能生产机器，只能从投资少、周转快和获利多的轻工业开始。产业体系不合理,没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3.地区分布: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大多分布在在东南沿海大城市。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 这些城市多为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据点，自然经济较早解体,同时这些地区便于利用外来技术，引进机器,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畸形布局反映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
4.设备、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业设施基本靠进口，技术大多依赖国外，经营管理落后。
5.企业产生全过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深受其压迫，因而发展缓慢。这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依赖又有矛盾的复杂关系。这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点。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二个十年的中苏关系的演变，分析原因（略）
西周时期分封诸侯的制度。西周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是在周公当政和成康时期进行的。所封诸侯都在王畿以外，各建邦国。受封者共分三类：一为周王的同姓 (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诸侯隶属于天子，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也实行分封制。封国内的层层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最重要的封国有：卫、齐、鲁、宋、燕、晋等。周初分封在于用众多的诸侯国以藩屏周，监视被征服的各地民众，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秦朝的中央官制。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之下有九卿，他们的名称和职掌是：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宗正，掌管皇帝宗族事务。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不得世袭。
汉武帝推行的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政策。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实行算缗（mín）政策，令商人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两千钱，纳税一算（120钱），即征收百分 之六的财产税。匿名不报，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制戍边一年，没收全部财产。算缗政策打击了商人势力，增加了政府收入。
“告缗”是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打击商人的经济政幕。其中“算缗”开始推行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内容是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资产。如果商人瞒报或者是虚报自己的财产，那么不仅要没收所有财产还要罚戍边一年。“告缗”在“算缗”实行的五年后开始推行，即汉武帝元鼎四年。内容是鼓励百姓相互告发身边没有按照“算缗”制度缴纳税钱、隐瞒财产的人，并依规定将没收财产一半奖励告发者。自此绝大多数的商人宣告破产，政府则收获了大量的财产、奴婢和私田。
唐后期主要税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破坏，居民大量流移死亡，户籍紊乱，租庸调无法征收。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主持改变旧税制度，废除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实施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主要内容为：①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②不分主、客，一律按当时居住地为准，加纳赋税。③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④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收，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⑤量出制入，全国无统一税率。自此，国家对百姓的征敛重点由税丁转向税产，这一变化影响国家的诸多经济政策，包括对土地兼并开始采取放任态度，重新丈量土地而轻视核查户口等等，这些做法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税收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有非消极作用。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中叶的赋税制度基础。
清朝自雍正开始设置的中枢决策机构。为了当时用兵西北的军事需要，以达到办事密速的效果，一开始任是临时性机构，称军机房，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初设时仅为军事方面，后来发展成总揽军政大权的中枢决策机构，实权远超于内阁。它的设置彻底清除了宰相制度的残余和影响。军机处无下属机构，所以权力虽大，但并不同于宰相。军机大臣无定员，一般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充任。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
清政府为筹集太平军所需军饷而征收的特殊商业税。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諴（xián）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此税，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税。厘金分为两种，一是对行商抽征货物通过税，称活厘，一是对坐贾征收交易税，称板厘；税率皆为值百抽一。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此税。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事件。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各遵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放弃领有辽东半岛。继而日本提出“变相占领”对策，于4月30日向俄国提出占领旅顺、大连，要求补偿金，暂行占据辽东半岛等要求。5月3日俄国回复日本，表示“仍维持最初之劝告”毫不让步。德、法亦随声附和。最后，日本政府决定对俄、法、德三国虽全然让步，但提出中国须交“补偿金”。10月19日三国与日本商定中国补偿“赎辽”费3000万两；中国付清该款项之日起3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此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乘机敲诈清政府，索取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扩大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而起。
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适应以思想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人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领导者。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必然地转向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攻击，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是提倡新文学的一场文学革命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作为现代文学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
1931年中国在瑞金建立的政权，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在该政权运作期间，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因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于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1937年9月22日宣布取消。
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不兑现纸币。为遏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主持币制改革的是财政部长王云五。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不再使用法币，改用金圆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国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整理财 政并加强管制经济。金圆券的发行以政治手段调控金融，带来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门阀世族是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封建特权集团，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东晋末至南朝逐渐衰落。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
魏晋时期是士族门阀的形成时期。魏晋时期的士族由东汉豪族地主发展而来，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首先，门阀的地位在政治法律上得以确立。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官吏的选拔被士族把持;三国吴国的领兵复客制也赋予了士族典领私兵、荫占民户的权力，朱、张、顾、陆等大姓，把持着孙吴政权;西晋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在占田制中赋予士族占田荫客的权力。其次，门阀世族还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等级界限十分明显，“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门阀以外的庶族地主，政治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任低级小官，被排挤在世族上层社会之外。
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制等，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清廷下诏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一律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为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为小学堂，各地设蒙养学堂。1902 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该年为农历壬寅年，因此称为“壬（rén）寅（yín）学制”，但并未付诸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张之洞和张百熙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堂类型比较齐全、体制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提倡、奖励出洋留学。1902年12月，清政府批准外务部制定的留学生章程，规定凡学成归国者，分别奖以翰林、进士、举人出身并按等录用。此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二）影响。清末新政的启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着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资产阶级立宪思想迅速兴起，立宪运动逐步开展，逐步推动清末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
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此开始的封建大一统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制度，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使统一思想深入人心。秦的统一结束了“近古之无王者久矣”的局面，开创了封建大一统的时代，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由地区性统一迈入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地位。
2、开创中央集权制度。皇帝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沿用，中央、地方官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继承与改造，秦律影响了后世封建律令的制定，国家依户籍征收赋税与征发徭役成为封建时代的根本制度。统一文字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3、秦朝因而亡的教训，为汉初统治者所吸取，促成了西汉初年兴盛局面的出现，也被后世引以为鉴。
4、秦朝疆域辽阔，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声威远播，对古代世界影响巨大。《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以外的例子是，秦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他同源名称的原型。”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古古代史上跨越几个朝代、持续数百年的重要历史现象。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中心。但自魏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再加上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江南，以及江南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有这些都促使南方经济呈现出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势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东汉末年起，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最终完成。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初步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隋唐时期，南方经济快速地发展，南北几无差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完全超过了北方，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大体来说其过程为：
（1）东汉末至三国时吴国对江南的开发。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牛耕之法、水利灌溉事业都推广到江南地区。汉末中原大乱，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不仅为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的技术，这为吴国对江南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从全国总的经济发展看，这一时期江南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开发仅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吴立国之后，在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屯田，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大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黄河流域战火连绵，北方人民举族南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峰。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人民共同致力于江南的发展。农业方面，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农作物种类的增多以及种植方法的改进，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冶铸、造船、制瓷和造纸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业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建康、成都等都有非常繁荣的商业，还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市场。长江中下游经济快速地发展，福建地区也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开发。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的快速地发展。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而南迁，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茶叶生产都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出现了扬州、益州等商业城市。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
（4）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南方各政权较为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的吴和南唐以及吴越，经济发展更为显著。五代南方都重视发展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各有新的发展，南方的商业也相当活跃。总之，全国的经济重心，经过五代，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5）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靖康之变后，中原战乱再起，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峰。“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南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了第三次飞跃。农业方面，水利建设、生产技术、种植方法、粮食产量等都迅速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逐步发展，造船业、制瓷业等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商业极其繁荣，如江浙一带已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商业中心。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
（二）影响：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同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手工工场的出现。以丝织业为例，“机户”开设 “机房”，雇用“机工”劳动，机户就是早期资本家，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机户出资， 机工出力”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产生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
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竞相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 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也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许多人纷纷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 。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国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春天”，这是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革命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抗战爆发后，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掠夺，历尽艰险迁往内地，并尽快恢复生产，对大后方经济发展，对支持抗战，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沦陷区，来不及内迁的厂矿，或被日本灭毁，或被日军以“委托经营”、“军管理”、“租赁” 等形式吞并。
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凋谢萎缩，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攫取了大量在华政治、经济等特权。之后，美国大量对华进行商品输出，排挤了国货。有人称这一条约为“新二十一条”。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工业。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持续不断的增加，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民族工业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1.企业的产生: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道路独特，它不是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而是在列强入侵,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因此，它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慢慢成长起来的。
2.产业结构:绝大多数都是轻工业(如纺织业、面粉业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本身取不能生产机器，只能从投资少、周转快和获利多的轻工业开始。产业体系不合理,没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3.地区分布: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大多分布在在东南沿海大城市。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 这些城市多为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据点，自然经济较早解体,同时这些地区便于利用外来技术，引进机器,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畸形布局反映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
4.设备、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业设施基本靠进口，技术大多依赖国外，经营管理落后。
5.企业产生全过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深受其压迫，因而发展缓慢。这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依赖又有矛盾的复杂关系。这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点。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二个十年的中苏关系的演变，分析原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