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提前获释的，在上海外滩万达瑞华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花甲宴”。
为昔日沪上大佬捧场的社会名流中，有六位来自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分别是陈蓉、程雷、高源、朱桢、倪琳以及海燕。
他们均是沪上知名主持人，其中美女主持陈蓉，不仅是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还是东方卫视的制片人和总导演。
其余几位也是响当当的金牌电视主持，无论大型晚会还是各档栏目，都是毫无争议的“一哥”“一姐”。
此次参加的寿宴，他们并非以主持人身份前去，而是以私人身份应邀参加。
据说，当时还有一位沪上著名谈话类男主持也接到邀请，兴致勃勃赴宴途中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吓得当即掉头返回。
上海滩风云人物，曾为上海首富，在黄河路有一家“阿毛炖品”酒店，食客非富即贵。
旗下的“农凯系”曾是全国有名的投资公司，曾拥有4家上市公司，并参股国内众多金融机构。
一进宫时，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曾获得超级待遇， 吃的是四菜一汤，住的是装有空调、电话、电视、影碟播放机、音箱、冰箱、沙发的“单人间”。
据说，入狱前的他还背了百亿巨额债务，可坐了十多年牢，他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反而还赚了30亿。
因其发家背景同样是在黄河路开酒家，身边同样有对他死心塌地的“红颜知己”，一度有人将视为热播电视剧《繁花》中“宝总”的原型人物。
从某种程度来说，可谓上世纪90年代上海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背后至今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既不是什么“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曾经只是上海滩普普通通的“小瘪三”。
1961年4月18日，出生在上海杨浦区的杨树浦路。这里曾是上海老工业区，四周工厂林立，到处是乱搭乱建的棚户区。
周父曾是上海电站辅机厂的生产科科长，母亲是苏州人，泼辣能干，曾在定海路开设小馄饨摊兼卖外烟补贴家用。
1977年，16岁的初中毕业，但是在他自己写的简历里，却一直以“小学文化”自居。
中学毕业后，顶替父亲的名额进了上海电站辅机厂下属的一个集体企业，当了个小会计，可连基本的出纳知识都搞不清。
总是出错的他觉得厌烦，便辞职创业，在自家附近开了一间香烟小卖部，主营烟酒和一些南方批发来的饰品。
所谓“打桩模子”，就是站在银行和华侨商店门口，不断地询问行人是否要换外币的外汇“贩子”，社会地位极低。
20岁出头的经不住诱惑，前往日本留学。没啥文化的他， “留学”自然是假，打“黑工”是真。
“留学”期间，通过将国内当时风靡日本的“章光101生发水”走私出境，并委托姐夫在上海租了一个柜台帮他售卖走私来的电子科技类产品，赚取了第一桶金。
回到上海后，开了一家当时生意还比较火爆的美通饭店，开始经营桑拿和卡拉OK。
“这个人，对女人的魅力无穷。十个女人碰到，九个要昏倒，我们也搞不懂，女人就是肯为他花钞票，哪怕是他刚认识的女人，这点本事，你不服都不行。”
与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位名叫毛玉萍的女人，她可以说既是的女友，也是他的贵人。
毛玉萍年龄与相仿，年轻时颇有姿色，酒局中、生意场上各种迎来送往极为娴熟。
据她自己说，她是八十年代后期持单程证到香港一皮革厂当女工，月收入一万多港元，以此积攒了第一桶金，从而返回上海滩创业。
但也有传言，她是那时闯深圳的风尘女子，在风月场所积累的第一桶金，靠着两个干爹支持返回上海滩。
传言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玉萍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出身社会底层、极富冒险精神、早年外出闯荡、艰辛赚得首桶金。
1993年，两个人合资在黄河路127号买下一栋5层旧楼，斥资千万开了后来闻名整个上海滩的“阿毛炖品”。
那是上海当时第一部法拉利348 GTS，引发不少路人驻足观望，噱头十足。
黄河路地处上海人民广场北侧，与沪上金融街九江路相连，四周皆为上海各类政府机构。
因为绝佳的地理位置，黄河路曾是90年代上海政商界不二选择的“公关美食街”。
鼎盛时期，这条755米长的小马路上开了近百家饭店：大香港、金八仙、来天华、笠笠、大上海、粤味馆、苔圣园……生意火爆到上午十点营业到次日凌晨五六点才打烊。
街上每家酒楼都有鱼翅、鲍鱼、帝王蟹、东星斑、澳龙等山珍海味，一顿饭花费万元根本不在线年春节，黄河路放炮仗耗费就高达数百万元。
开“阿毛炖品”其实是毛玉萍的想法，她结交的人脉要比的狐朋狗友档次高许多。
据说，在刘金宝在上海任职期间，结识的很多上海滩名流，都是由“妹妹”从中牵线搭桥。
毛玉萍觉得的美通饭店在黄河路不够台面，便有了开设高档酒楼的想法，得到刘金宝的支持。
但开业后，刘金宝将这里作为中银上海分行的接待饭店，还不断拉来沪上银行大佬与政府官员捧场，这是事实。
这让和毛玉萍不仅赚足了钱，还搭上了许多政商界与金融界的人脉。回顾的发家故事，1995年是其人生发达的线日，万国证券预期市场将下跌，立即大量做空327国债。
在国内外资金的推动下，春节过后的国债期货交易量大幅放大，327国债期货合约的价格从1月30日的132元上涨到2月23日的147.50元。
为了拯救万国，管金生决定最后一搏，却最终无力回天，导致万国证券亏了60亿元。
当时压多方胜，因此大赚一笔，成为当年“327国债案”中获利最多的一方，彻底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还是这年，看准机会，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潮，用几块钱的成本价大量收购职工股。日后，他等这些职工股上市后涨到几十元便套现离场，轻松又赚了几个亿。
不用说，仅有小学文化的即便有投资天赋，可如此熟练地操控金融杠杆，又毫不费力以低价买下上千万的职工股，背后少不了出入“阿毛炖品”各类高人的指点和支持。
有意思的是，那时还点拨了一位“拜把兄弟”去黄浦区去收购即将上市企业的职工股。
他们曾多次登门拜访陈家父母，并以干妈、干爸之称，每次登门必是厚礼一份，却从不问陈家大哥的事情。
陈良军听从建议后，立即和母亲联手购买大量职工股，母子都发了一笔股票财。
陈家母子非常感激，两家关系日益紧密。也经常从家人口中夸赞，日久天长，逐渐将视为自己人。
与此同时，再度得到高人指点的以“阿毛炖品”为抵押，通过贷款大量收购上海的烂尾楼，随即通过营销公司包装再转手卖出，获利均超过亿元。
有庞大的政商人脉，又有“阿毛炖品”这样日进斗金的现金流，从昔日的“小瘪三”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滩的资本大佬。
1997年，刘金宝调到中行香港分行担任行长时，成立了上海农凯集团，其中奥妙颇多。当时，以正艺装饰发起设立资本金为1亿元的农凯集团，由上海市农委审批同意建立，间接持股不到5%的被选为董事长。
随后，“以小博大”，利用各种关系募集资金将农凯集团的其他发起人的股权收入囊中，让他在农凯集团的股权占到67％，将其占为己有。
一顿操作猛如虎，通过交叉控股、重复投资等方式虚增资产，然后再利用股权质押、信用证等方式向银行融资，融资得来的钱再去并购货真价实的优质企业，迅速打造出令人咋舌的商业帝国。
农凯集团扩张关键是如何通过银行的授信放贷审核一关，毕竟银行是有着严格的授信审批、风控管理制度。
他们利用银行资金做庄炒股，在股市上到处兴风作浪，一时间竟创造出几只妖股，简直赚翻了。与此同时，还趁香港楼市低迷，低价收购了很多烂尾楼，在装修之后又高价抛售，又赚得盆满钵满。
“农凯系”风头正盛时，同时拥有四家上市公司，还是多家金融机构的第一大股东，的“上海首富”之名也自此传出。
那个时期，还涉足电解铜行业，伦敦期货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无往不利。
因为频繁高调炫富，时常成为香港媒体的头条新闻。到香港不久，立即买下价值上亿港元的渣甸山别墅，成了刘銮雄的邻居。
这时的在香港俨然“财富新贵”，2000年的时候，以第94名登上胡润富豪排行榜，一年后的排名便上升到了第41名。
彼时，收购了两家空壳的香港上市公司：盈荣和建联，此举才真正让跻身香港财经界重量级人物之列。那时期的春风得意，除了不断购买豪宅和奢侈品，还与杨恭如、章小惠、江希文等女星均传出绯闻。
据说，毛玉萍得知背着自己私会杨恭如时，醋味十足的她冲到某高级餐厅，当着的面掌掴杨恭如。
2002年，在香港长期资金市场上玩得风生水起的回到了上海，机会还真给他等来了。
这年，就任上海市长，提出上海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正式开启上海城市开发的序幕。
当时上海市中心静安区东北部一个地块被列入了拆迁计划，涉及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事关上万户拆迁居民利益。为了加快项目推进，上海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旧城改造过程中，开发商能够轻松的享受“土地出让金为零”的政策，但拆迁居民应就地回迁。
从表面看，这是政府让利给开发商，最大限度维护拆迁户利益。因为政府收入为零，相应地拆迁户获益就会更多。
可妙就妙在，相比今天开发商必须支付巨额土地转让金，土地转让金为零政策其实等于给了开发商史上最大的金融杠杆。
上海政府也不傻，能给这么优惠的政策，是由于拆迁区域人数众多，而且是闹市区的上海市民，无论拆迁还是谈判都并非易事。因此，条件是很诱人，可大部分开发商都有些犹豫。
知晓后，立即出面承揽了这一个项目。以他的性格，凡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干了再说。
他首先找到股票正套牢的陈良军，以一万股农凯系股票作为“酬劳”，请他出马参与项目。
陈良军也确实“给力”，没有经过土地招拍挂程序，便通过运作将地块转让给了名下的“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
事实上，这个香港公司就是个“皮包公司”，既没有登记，也没有法律要求的“外商投资批准证书”。
更厉害的是，“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又迅速与政府签订一个《委托拆迁及大市政设施配套合同》。
简单说，就是神奇地将本该他承担的拆迁任务又踢给政府，只需支付9个多亿的拆迁费即可，远低于市场预估的30亿。
说起来这样的操作在日后很多城市开发中屡见不鲜，只要拆迁资金准时到位，很多项目即便开发过程有问题也能及时补救。
遗憾的是，当时上海政府太相信的能力了，或者说各方利益低估了他的贪婪。
本来已将静安地块作抵押，从银行贷款出10亿元，可完全用来支付全部拆迁费用。可他偏偏将全部资金用于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填补“农凯系”的资金空缺。
按照他的想法，有陈良军站在台前，上海政府完全会给面子，帮自己“擦”，稳住拆迁户。
可当时负责拆迁的政府也很头疼，上万拆迁户，9.4亿拆迁资金根本不够原地回迁，便想把一大部分居民拆迁到城外安置。
钱没有到位，安置办法也违背承诺，导致了部分拆迁户的强硬反弹，令政府十分难堪。
本想寄希望能够通过在香港大举收购上市公司来获取资金，可与他合作的中银香港分行因大量违规贷款，已被有关部门盯上。
为了打通自己在港股市场的通道，收购了原本隶属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公司的建联。收购前，将建联抵押给中银香港分行，从而获取了21亿元港币的贷款。
也正是这笔巨额贷款，被警惕的香港金融界举报，从而引起了相关机构的注意。
2003年5月22日，时任中国银行香港总裁的刘金宝接到“紧急回京开会”通知，随即被“双规”。
2004年6月，在上海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不过，有关部门避开了其以诈骗手段获得土地和银行贷款的事实。
比如他进监狱时用的是化名，绝大多数的监狱干部都不知道他就是，这让他有机会悄悄进行很多私下活动。
“会见”亲朋好友也不用去专门的“会见大厅”，由此有了“在监狱开董事会”的传闻。
用当时看管他的一位干警的话来说：“在监狱里享有的待遇之好，我从警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入狱后还能如此高调，答案不问自明。
其实，能在监狱过得这么滋润，除了被他收买的干警，也少不了背后位高权重的大哥们照顾。
2006年5月，在监狱过了三年舒服日子后，提前释放，就在他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香港廉政公署对他发布了二度通缉。
三个月后，被法院怀疑涉嫌一起社保基金案，再一次被“请”到上海市看守所“喝茶”。
虽然与社保案并无直接联系，但是他的案件涉及了社保案中一些重要人物，他也有脱不开的干系。
2007年11月，因行贿与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判16年有期徒刑，被关押到上海青浦监狱服刑。
出狱后，立即高调对外宣称自己“百亿债务已还清，我已经对赚钱绝对不感兴趣了”。
不过，对自己如何能在监狱中还清巨额债务，不肯吐露半字，为自己再次增添了几分神秘光环。
说起来，或许与“宝总”一样，有着敢打敢拼的性格，但他缺乏剧里面的人物见好就收的能力。
他出狱后不惜重金大摆寿宴，原指望能够继续大干一场。不料，却害惨了沪上几位著名主持人，成为上海滩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
繁华的上海滩，资本和财富每天都在升腾翻涌，每朵浪花都可能会掀起滔滔巨流。有的人喜欢伫立潮头，有的人习惯深藏水底，有的人来去如过眼云烟，有的人扎根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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